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出版了《风雪定陵》，此后关于考古的一系列图书陆续面世，深受读者喜爱。后来，他笔锋一转，聚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李庄往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纪实》等一系列佳作出版，轰动一时。说到这里，大家肯定知道，他就是岳南(如图）。日前，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岳南来到郑州，分享新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背后的故事。其间，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袁晓强/图

    因创作考古文学结缘李庄，继而开始关注那一批知识分子

    很多人认识岳南，是从他的考古报告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开始的，而真正奠定其江湖地位的作品，则是他耗费八年心血创作的《南渡北归》。《南渡北归》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整部作品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等。

    “这部作品已出版八个年头了，目前发行量已超过一百万套。《亚洲周刊》把这部作品评为2011年全球华文非虚构类十大好书冠军。”岳南说。

    在聚焦这群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之前，岳南先后出版了《风雪定陵》《万事法门》等11部考古文学作品。一向擅长考古写作的岳南，又是如何转型，开始关注这批知识分子命运的呢？用岳南的话说，缘起还是考古。

    2003年，他到四川考古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现、发掘的事。因之前写过的《风雪定陵》等纪实类著作，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考古学家，都会不时提到李庄，所以结束后，决定到宜宾市李庄镇看看。“在这里，我看到了当年流亡于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还有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宇楼舍等。”岳南说，听当地乡亲讲述大师的往事，在大震撼的同时，决定写一部书作为纪念，这便是《南渡北归》先声之作——《李庄往事》问世的经过。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

    2011年，岳南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开始筹备新书《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本来就对梅贻琦充满敬佩的岳南，得以在新竹清华大学里搜集更多关于梅贻琦的史料。“那段日子，除了讲课，我把精力都花在这本书上。”岳南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南渡北归》，都是岳南耗费多年心血的力作。

    写《南渡北归》时，他多次奔赴湖南、云南等地采访，遇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岳南就徒步前进。奔赴多地采访，多年才能创作一本书，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岳南说，他一直被这些大师的风骨和情怀所感动，甚至“爱”这些大师。相对于这些大师在战争年代的困难，他的困难不值一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就走上了“南渡”之路。后来，继续南下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在烽火连天的年代，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岳南看来，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那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像杨振宁、李政道等诺奖获得者，以及后来“两弹一星”的诸多功勋人物。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产生，和梅贻琦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是岳南对梅贻琦敬仰有加并要单独成书的初衷。

    “民国已成为过去时，但像梅贻琦、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并未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走远，仍然感到伸手可及。”岳南说。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师了？

    那是因为“物质代替了精神”

    许多《南渡北归》的读者对岳南说，他们最先惊讶的不是书中描述的艰难与纷乱，而是感慨那个时代的大师之多。关于这个问题，岳南在书中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代共发生过两次。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二是清末民初，也就是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出生与成长的年代。

    岳南说，如果对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大时代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即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支柱为依托，才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诺贝尔奖的实力，才有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的大学教育发展的神速与成果。

    如今，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而在岳南看来，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传承的，只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另外，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

    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按费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

    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物质代替了精神，这应该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大师的原因。

    从历史考古到纪实文学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出生于1962年的岳南，是山东诸城人，与作家王愿坚、臧克家是同乡。

    1979年高中毕业后，岳南没有考上大学，作为农村娃，他只能回家种地。1981年底，他报名参军，于三年后进入军校学习。后来，调到了山东武警总队宣传处，成为一名报道员，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岳南记得很清楚，1985年8月1日，《武警报》发表了他的散文《我与祖国》。这也是他的处女作。

    1994年，岳南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当时，他曾先后师从王愿坚、童庆炳等教授，亦成为莫言的师弟，在读书期间也多次向莫言请教。之后不久便创作了影响颇大的《风雪定陵》，这也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不承想，《风雪定陵》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畅销不衰。

    从岳南首次尝试创作开始，迄今已有20多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岳南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千古学案》等十一部作品。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考古作品，让他开始关注民国时期这一批大师。先有《李庄往事》（现在改名为《那时的先生》），又写出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不断扩充，继而写成了百余万言的《南渡北归》。用岳南的话讲，从历史考古到纪实文学，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0多年来，我写了20本书。这个数字不少也不多，至于它们的艺术水准乃至在文学长廊中的地位，那就交给历史来检验吧！”岳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