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为什么要“反思”，怎么反思？

他回忆，先师谭其骧先生一直在反思以往的研究成果，并鼓励学生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本人。因此，在葛剑雄心中，“当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断反思方有可能。只要不断反思，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时，他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不够，要永远思下去。”

他用自己在不同角色里的体会表达：“我们还没有值得陶醉的胜利，毫无盲目乐观的理由，只有深刻反思的责任！”□东方今报记者毛韶华

葛剑雄读高二的时候，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

在休学一年半后，他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所以当年，他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二年级，进修英语。

到1978年复旦大学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后来葛剑雄发现：“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

教授葛剑雄邂逅霍金，感叹他的幸与不幸

研究生毕业后，葛剑雄留在复旦任教。这样的平台给了他打开视野的各种机会。其中，在出访剑桥时，他邂逅霍金，却未曾交流的经历，令他尤为难忘。

“自从《时间简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知道霍金的人越来越多。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我对霍金以高度残疾之身能写出如此经典著作的精神，却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葛剑雄说，自己知道霍金是剑桥大学的，但想不到在来剑桥的第二周就见到了他。

“经过剑河边时，忽然见到前面缓缓驶来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的正是霍金——和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完全一样。车驶近了，我却呆滞了，是敬仰，是震惊，是凝视，是沉思；都是，或许都不是——在他经过我身边的那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目送着他静静地过去”。

“除了他的目光，似乎见不到他有其他动作。而他的目光显得异乎寻常，可以看成极度冷漠，也可以视为显示着超常的魅力。我想走上前去，又下意识地摸着照相机，但我既没有移步，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背影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

葛剑雄说，或许是霍金独特的形象震撼了自己。对于这样一位随时面对逼近的死神，却依然像超人那样奋斗的人，对他的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更不用说任何好奇的举动或过分的热情表现。也或许是周围的人感染了他。“当霍金经过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毫无异样，就连照料他的老护士也不靠近他的轮椅，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霍金的轮椅渐渐消失了，就像路上无数过往的行人一样。而在这个瞬间，葛剑雄发现：“霍金是不幸的，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了罕见的疾病。而霍金又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更生活在懂得个人的价值和时间可贵的剑桥——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不必随时面对镜头、鲜花、握手和掌声，不用应付集会、宴请、报告和表彰。”

公知葛剑雄所谓“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身为在复旦大学生活和工作了31年的“老复旦人”，近日的“复旦抄袭门”，令葛剑雄也被各方声音所围拢。

一向敢言的他，被称为公知“葛大炮”。不过，在回应该事件之余，他的新著里其实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着深刻的阐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葛剑雄说，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因为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葛剑雄说，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他主张从高考的指挥棒下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请问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葛剑雄说，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本人的理性选择。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学者葛剑雄

人文学者的首次南极之行，究竟做了什么？

在学生、教授和公知之外，别忘了葛剑雄还有一个身份是学者——历史地理人文学者。

他曾到访南极，在很多人向往又很难企及的地方，他究竟做了什么？

葛剑雄回忆：“我们去长城站并不担负具体的科学考察或站区维护的任务，但也是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的正式队员，所以首先是做一名普通队员，与大家过同样的生活，参加同样的日常活动。”

敲冰除雪开路、铲锈、刷油漆、清油罐、整理食品、清除垃圾，他都体验过，甚至轮流帮厨。

其次就是参观访问，当然，最重要的或者花时间最多的活动还是没有什么活动——留给自己观察和思考。

正是有了观察和思考，他才给自己的南极之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近六百年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没有导致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也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遗产？为什么实力远不如明朝的西班牙、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却能发现新大陆或完成环球航行？为什么到16世纪明朝人还不知道台湾比琉球大而将它称为‘小琉球’？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

葛剑雄说，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