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文章吸引了不少眼球，这是一篇广场舞田野调查的文章，作者是一位河南女孩——香港中文大学2012级人类学研究型硕士生王芊霓。

她从2013年开始研究广场舞；在家乡做了半年田野调查，前后接触了6支广场舞队，和20多位舞者进行深入采访……

今报记者联系上了身在芬兰的王芊霓，谈到广场舞话题时，王芊霓有些敏感：“我需要保护我的所有受访对象，公开以后，对他们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不可预测的。”

为什么要研究广场舞

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为什么不研究街舞或者中国的民族舞蹈，偏偏却对广场舞情有独钟？对此，王芊霓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自己也学过8年的舞蹈，对舞蹈不是完全的门外汉，这大概是我研究广场舞的最初想法。因为我的舞蹈动作标准，不少阿姨都愿意和我跳，也会让我教她们一些动作，这样混熟了以后，她们也向我敞开了心扉。”

巧的是，2013年4月，王芊霓那一届的学生在“下田（田野调查）”之前都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在阅读了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开放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的文章后，王芊霓决心付诸行动。

王芊霓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采访了城市中6支比较活跃的广场舞舞队，并深入到了其中3支，关于队伍怎么组建起来的，领舞和群舞的互动，是不是团结，有什么问题，都了解得比较清楚……

“我研究发现，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独自一人在家，她们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外地就读。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王芊霓说，“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改变了我自己 。”

田野调查的那些往事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王芊霓经常教阿姨们跳舞，帮她们拍照片、录视频、修电脑，还一起去河边玩儿、唱KTV、 吃大排档，彼此之间逐渐建立了信任感。

其间有一件事情令王芊霓印象深刻，“有一位大姐，她是那种很漂亮看上去有些高傲的人，可能我天天去跳，在她们那个舞蹈队呆久了，她也知道我在做研究，有一天她就突然说要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当时正想着怎么说服她接受采访，她的热情让我很感动，但我也有点纳闷儿，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邀请陌生人到家里吃饭了。那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她患了癌症，家庭也不是很幸福，跳舞是她一个精神支柱， 只要一说要跳舞，马上就提起精神了。”

王芊霓这样评价广场舞舞者：“我觉得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人，是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选择乐观面对的人。”

广场舞的A面和B面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宣布了接地气、传播正能量的12套广场健身操舞——从此广场舞有了国家标准。

但随着广场舞活动的开展，各种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广场舞音乐扰民”“为争跳舞场所大打出手”等负面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王芊霓说，“我不否认广场舞有扰民的情况存在，但是也有很温和的解决方法。据我的观察，领舞者收到邻居的意见之后，会亲自登门去听噪音大小，并且做出调整，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个小区的，大家会比较和气，这里“讲人情”不完全是一个坏事……那些误解的形成也有一些代沟的成分在，不少年轻人认为广场舞很土，甚至认为在国外跳广场舞很丢人。我觉得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如何对喜欢锻炼和追求安静的人群的不同诉求做出回应，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社区居委会和市政管理部门应切实承担起责任，寻找能两全其美的解决途径。

▶我觉得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人，是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选择乐观面对的人。

——王芊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