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

作家邵丽出长篇了，且一出就是两部。一部是《黄河故事》，一部是《金枝》。

两部长篇，写的都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写的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家长里短中的琐碎，平淡普通中的亮光以及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生活的纠缠和争斗。

两部作品，都是作者从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出发，大气、深沉、丰富、精炼，这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亦是一个时代的家国印记。

邵丽带着她的文学野心，呼啸而来。她给了我们惊喜，亦让我们万分期待。

2021年元旦前夜，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出席“2021新年河南文学之夜”活动时，接受了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的采访。她说，一年创作两部长篇，被不少人称之为“井喷式”写作，而她相信，这种写作还将持续，对于还不成熟的自己来说，她将不断超越和跨越，力争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一】《黄河故事》以深沉的慈悲和耐心，呈现出寻常百姓的梦想之光

《黄河故事》叙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秘史，而这个秘史在追溯父亲死亡真相的过程中渐次清晰。这是一个关于逃离和回归的故事，是一个残忍和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个弥合伤疤和精神溯游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我们家”不仅仅是“我们家人”，同时也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小人物”，每一个“小人物”都有着像黄河水一样浑浊而奔腾的一生。

作家通过叙述姚水芹、李轩、泥鳅、乔大桥等以及“我”的家族的“人物志”，揭示生活表象下面的真相。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就像黄河中的一滴滴水，每一滴水都是一张碎片，一张张碎片的拼凑便成了我们的“黄河”。

他们倔强、努力、痛苦、悲伤、幸福，每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经历，而每一个人都不是非好即坏，而是痛苦中含着幸福，悲伤中含着愤怒，倔强中含着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口气，一口气后面是家族关系的盘根错节，是生活中的密密麻麻。

这部“黄河故事”，反映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和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因此，它是典型的“中国故事”，见证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为《黄河故事》的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认为，作家从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出发，在寻常百姓的情感轨迹与生活变异中，以深沉的慈悲和耐心，呈现出寻常百姓的梦想之光，作品由此承载了苍劲的现实力量。

去年6月，《黄河故事》由《人民文学》首发。《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如是评价邵丽：你戳中了我的痛点。

之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 、《北京文学》、《思南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争鸣》、《长江文艺》等纷纷刊发。截止去年12月底，《黄河故事》还入选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年度文学榜单，包括中国小说学会的榜单、十月文学榜、收获文学榜。

评论界认为，这一方面是邵丽本能地、自然地想要写的，并且调动了她多年的生活经验、情感的积淀;另一方面是当下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书写。两者很好地、水到渠成地契合在一起，成为2020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

【二】“当你读懂了一条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

其实，关于父亲的话题，邵丽写了很多。

在她的许多作品里，父亲要么是主角，要么是配角，直到在《天台上的父亲》里，他自天台上“如一只笨鸟般从上面飞了下来”。邵丽以为可以做一个了结了。

实际上，关于父亲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他总是不经意间像一个飘浮者，不远不近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让其欲罢不能。

去年疫情期间，蜗居在家的邵丽准备写一部中篇，至于主人公，她突然想到其作品《挂职笔记》里写的那个伙夫“老三”。

“老三”是邵丽遇到的一个真实人物，职业是厨师。用平常的眼光看，他身上几乎找不到多少优点，但在做饭这件事儿上，他敬业到极致。

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也许那梦想如风中之烛，捧在手心里小心地呵护着还难以为继。但唯其卑微，那光才更纯粹更纯洁。

“寻找那光，不应该成为我们作家的探索之旅吗?毕竟，作家的使命不仅仅在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还在于于微茫之中，能看见细小的光晕。”邵丽坦言，她写《黄河故事》就是为了给“老三”一个交代。

“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发现微小的事物，人人都能写英雄，但小人物背后折射的，可能比我们艰难多少倍，他们也有理想，活得可能比我们更加认真，更加拼命。”

《黄河故事》中的故事，贯穿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但在创作中，并没有主题先行，而是先从四十多年前的场景写起，写到当下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郑州的变化、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其背后是宏阔的时代背景。

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黄河故事》的主旨在于回归和寻找。父母的形象在“寻找”中渐次鲜明，至爱亲情也在“打捞”中逐渐回归。看似是在揭示隔膜与疮疤的叙事，不知不觉中就反转了过来。父母的不易、亲情中的苦涩、日常中的复杂、平凡中的亮光，都汇聚起而来，既令人为之唏嘘，又引人深长回味。

小说最终定名《黄河故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黄河”是离乡者的精神坐标，而邵丽言，“当你读懂了一条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

【三】我写《金枝》时想到了我的童年，那时候生活还很困苦

写完《黄河故事》之后，《收获》的一名责编看到其作品，就写了一篇评论。

对方联系邵丽，想出这部作品。而邵丽说，这部长篇不适合对方，但她做出承诺，要写个东西给她，这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金枝》。

“我写东西，写好之后要给谁(刊物的责任编辑)，我心里都有数。”常年耕耘在文学的殿堂，邵丽有这样一种自信。

《金枝》讲述了一位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的故事。半个多世纪以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是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是以“孤单”“恐惧”“怨恨”为主要基调的;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是体验、记录之后，是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的写照。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副社长杨新岚评价说，这种将寻根文学、家族文学的写作延续到作者本人以及下一代身上的写法，目前还没有人尝试过。作者用一种超然的智慧、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把人世间的痛苦煎熬贯穿了起来。

“我写《金枝》时想到了我的童年。那时候生活还很困苦，导致了我没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成人以后，一心想的就是让我们家族的后代能功成名就，我确实特别渴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我想象当中的金枝玉叶，不再受到父母的忽略，不再受到任何歧视，生活在非常完满的一种状态当中。”邵丽透露，这部作品最初的拟定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由于这个意思不容易被读者理解，后来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的建议下改为《金枝》。

《金枝》由《收获》杂志首发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四】我表达了一种和解的态度，但曾经的裂痕永远都会存在

在《金枝》中，核心人物周语同曾受到父亲的宠爱，但是因为在特殊时代“犯了错误”，差点害了父亲，后来失宠了，长期受到漠视。有了妹妹以后，在家里就更没有地位了。但是周语同在成年以后反而承担起家族的使命，尤其是对后代，对侄子、侄女的悉心栽培和各种帮扶。周语同在意周家“成规模的体面”，这种强烈的家族观念也让《金枝》呈现出一些特殊性。

“我们这一代，一般都会有三四个兄弟姐妹，但是下一辈就都变成独生子女了，家族的观念也就随之淡化下去。河南是中华腹地，有很多古老的文化在这里还依然有效。比如在育儿方面，还有很多人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相信管教越严厉，子女越成才。我所写到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的感受也来自于我个性的敏感，事实上，我感受到的漠视，我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感受到了，而我们的母亲却并不知道。我所强调的是在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反而后来会成为最强大，最有担当的一个。甚至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会怀揣着一种报复心——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又是怎样对你的?至少在我的作品中，我是这样来处理的。”邵丽说。

除了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周语同，“父亲”的原配穗子这个人物也很特殊，她是和鲁迅的原配朱安有共同之处的人，在时代中一般是一个消沉的、一事无成的形象。但是在邵丽的笔下，这个人物却被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她的孩子们都有了更大的成就。

邵丽说，她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

“其实，在河南自己身边有好多女性被原配抛弃，然后不会再嫁，一个人独守一辈子，苦苦支撑着一个家。她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的遭遇。所以，我其实想写的是一种来自女性的力量感。到最后，我也表达了一种和解的态度。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他们老一辈的人都在逐渐走向衰老和死亡。但其实有些事是放不下的，就是你觉得是和解了，但是曾经的裂痕永远都会在。”

【五】一年两部长篇呈现“井喷式”状态，这是疫情带来的意外“收获”

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和自己成长的人生经验有关。邵丽也认为，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关系，最起码有七八成的关系。

在她的观念里，写作是一种“对倾诉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记录。当然，作品是加工过的生活，但其生动的描述令人不得不相信这就是生活本身。

“就像《金枝》，确实有一些家族史的意味。”邵丽说，创作之初，她没有刻意的去想，就是一种本能的创作冲动，驱使着她思考，如何才能把这个家族的一些特殊的故事写出来。

“最初，我设想的是写四万字左右，但是没想到，一写就收不住了，写到了八九万字。后来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个评论家问到这个情况，他提醒我说，再加一万字就够长篇了，为什么要写成中篇?所以我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增加到了十六万字。但是后期，我感觉还是谋划得不到位。如果谋划好了，完全可以写出二十五万字到三十万字的内容。”邵丽说，现在看来，作品完成得还是仓促了一些。因为从她写作开始到出版，还不到半年时间，算是超速写作。

过去的2020年，一部《黄河故事》，一部《金枝》，让邵丽的写作呈现“井喷式”状态。而这种状态，则是疫情带给她的意外“收获”。

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家都居家工作生活，给了邵丽喘气的机会，自我封闭长达57天。这一年，除了创作这两部长篇，她还写了一本读书笔记和多篇书评，另外还读了很多书，就跟吃书一样。 一年下来，足足写了四十多万字。“除了写作，我还能干什么?我是作家，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不能缺位。”

邵丽是一名作家，但她还是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上班期间，她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周一至周五，他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而周末则是她留给自己的写作时间。

工作压力大，她会焦虑，也会失眠，甚至情绪低落，但只要能做在书桌前，写一写就缓过来了。

“疫情期间，治好了我所有的毛病，这都是写作带给我的好处。”邵丽笑言，现在的自己还不成熟，而写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她要不断的超越自己，跨越自己，力争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六】作家的能量注定了高度，而最初的高度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

今年56岁的邵丽，其实早在高中时代，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大学期间，她是校报的活跃分子，写一些诗歌散文。大学毕业后到了机关，就不写小说了，那时候的她觉得，写作不是正经事儿。但后来她发现，写作是不可或缺的，心中的理想、梦想始终守着自己。

邵丽21岁结婚，23岁生孩子。这期间，相夫教子，女儿读初中时住校，她觉得自己变成了很无用的人。身为机关公务员，上班下班，孩子上学，先生工作任务繁重，她突然发现自己很虚无。为了排解虚无，于是，她又开始偷偷写作。

“1999年，女儿到北京读书，我接触北京的一些作者，和他们交流后，觉得自己也不比别人差。此后的两三年，我写了200万字，其中就包括长篇《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创作《我的生活质量》时，27天写了30万字，也是井喷式的状态。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之后，到现在依然畅销。”邵丽始终认为，作家的能量注定了高度，最初的高度决定了一个作家能够走多远。

《我的生活质量》出版后，作为青年作家的邵丽崭露头角。她在基层的劳动人事局干了七年的人事科长、副县长，提拔她的时候，主动申请去文联，成为所在市的文联主席。

张海先生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期间，邵丽调到河南省作协工作。“我当时只想当专业作家，结果，来了之后行政工作多，每年少写20万字。但这个平台也有好处，给了我很多生活。可以自豪地说，我不缺生活。”

这些年，邵丽先后担任河南省作协秘书长、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河南省文联主席，而她的创作不间断。

她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存质量》、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刘万福案件》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从1999年末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算起，邵丽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达到了文学事业的一个高峰，成长速度之快令人心生讶异。

“很多人问我，最好的作品是哪一步?我永远说，是下一步。”邵丽感慨，好多作品都是逼出来的，她是一个可塑性强的作家，给她一个题目，就一定会完成。就像《黄河故事》、《金枝》，本来是按照中篇来写，结果都写成了长篇。

“井喷式”写作会不会持续?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还将是井喷式写作的状态。”邵丽说，她拼的不是年轻，不是青春，拼的是文化积淀和生活积累，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所谓“家中有粮心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