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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心里一直别扭着，那别扭虽然没有达到十分，但也有八九分的样子。这是我阅读作家余华新长篇《文城》所致。《文城》问世以后，我没有经过其他读书同行的检验直接拿来读了。这是因为在十年前我拆读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并且从中受益，所以我偏执地认为，余华作品之于我是免检的，是可以开绿色通道的，这也是《文城》一出版就进入我阅读视野的重要原因。

　　心里感到别扭也不只是因为我阅读了《文城》。说实话这部小说我阅读了两遍，第一遍是读故事、读结构，第二遍在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在读过以后还慌得像拾炮一样写了一篇心得体会，那心得体会名叫《好小说其实是在写人性的乡愁》，在这篇自以为是的文章里，我把余华的《文城》与萨特的《文字生涯》比肩了一把，我觉得这部小说在故事上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在细节上余华更是下了绣花功夫，有的地方写得宽可跑马，有的地方又写得密不缝针，山一重水一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煞是好看。如果我只是自我欣赏一下也就算了，可是我把那篇“心得体会”放在公号“驯风记”上之后，很快就被《河南日报》顶端新闻转载了，文章被著名的新闻平台转载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好事，可是当我阅读过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以后，我的心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我在阅读《文城》之前看了《修道院纪事》的话，我或许不会在激动的情绪中写下那篇《好小说其实是在写人性的乡愁》。

　　打脸啊，这篇小文章成了我阅读面狭窄的“打脸书”。所以表扬稿不能乱写，而且掏心掏肺的表扬稿不能乱写，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自作自伤，伤了，还不会获得人的同情。我心里感到别扭，感到心乱如麻其实就是自伤的表现形式，这正是我再写一篇文字的原因，有纠偏的意思有以正视听的意思，更多的成分是自我疗伤，驱赶心中别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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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有一本随笔集叫《米兰讲座》，在这本随笔集里，余华坦诚地交代，他有几位写作上的老师，第一位是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位是卡夫卡，第三位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他说“当然后面还有老师”，但他没有点出具体的名字。他说当他遇到威廉·福克纳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扰他的写作，就什么都可以写了。他没有公开承认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是他的文学老师，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写这篇随笔文章的意义所在。

　　若泽·萨拉马戈生于1922年，高中时因家中贫困辍学，从事过技工、文员、记者，编辑等工作，198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其他代表作品有《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等，1998年若泽·萨拉马戈获得获贝尔文学奖，2010年在西班牙萨罗特岛去世。瑞典文学院评价《修道院纪事》是一部丰富、多面、多层次的小说，同时运用了历史、社会以及个人三种视角。萨拉马戈用这部作品展示了他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深度与精彩程度。哈罗德·布鲁姆说“和博尔赫斯一样，萨拉马戈是一个自由的人，他的作品也完全展示了这样的自由。读者会为《修道院纪事》而着迷。”

　　真的，在《文城》中，余华把写小说的十八般兵器耍了一遍，耍得乱花渐欲迷人眼，我着实“迷了一下”，不过读《修道院纪事》我才真正为之着迷，不由惊叹，天哪，原来好小说长得是这么一个样子，好小说也可以这么写。

　　通过《修道院纪事》与《文城》的对读，我觉得《修道院纪事》是一头伟大的“文学母牛”，而《文城》则是这头“文学母牛”产下的一头小毛驴。通过两个文本的对读，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也不敢说余华就是抄袭，因为“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修道院纪事》不过是一枚异域的“文学葡萄”，谁都可以拿过来吃，余华当然也有吃葡萄的权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吸别其他好作品的营养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小说故事、小说结构，小说人物设置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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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河的支流犹如蕃茂的树根爬满了他的土地，稻谷和麦子、玉米和番薯、棉花和油菜花、芦苇和竹子，还有青草和树木，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荣。”《文城》的开头就引用两句吧，两句足以说明问题，这个开头如果让正直的农学家看到会对余华作何批评不得而知，农学是农业的科学，文学是文字的科学，除非是在高科技大棚里进行精心培育，或者很难找到一块气候适宜的土地把这么多不同品类的农作物栽种在一起且长势惊人，但是余华创造了一块文学的土地把这些农作物安置在了一起，这是他的创造，也是他的权利，在这里且不去评论余华这段文字的是否科学，且找一找它的来源，因为它并不是来自于《修道院纪事》的开头。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是因为他阅读量大，吸收能力好，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名出色的文学迷藏家，他会捉迷藏，也爱捉迷藏，很有装神弄鬼的能力。经过认真的寻找，《文城》的开头应该来自于他的第三个文学老师威廉·福克纳。在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村子》，不太为人关注。“法国人湾是由河谷形成的乡村的一部分，土地肥沃，地处费生镇东南方二十英里的地方。这地方四面环山，地域偏僻，地形明晰可辨，可又没有确切的地界。它向外延伸进两个县，却又不归任何一个县得辖。”这是《村子》开头中的三句话，《文城》的开头是不是模仿了《村子》的开头读者可以通过对比得出结论。不过话又说回来，余华在《文城》的开头就算是模仿了《村子》的开头也不重要，因为两个作者，一个是文学老师，一个是私淑弟子，就算是模仿也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人家内部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外人瞎操心。

　　本来是说《文城》与《修道院纪事》的对读呢，结果又扯到了《村子》上，仿佛有些离题万里，其实也不是，因为小说重在开头，开头决定了小说的走向，按理说，《文城》应该沿着福克纳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但它在故事上在结构上在人物设置上，甚至是在细节设置上又都岔到了萨拉马戈的道路上。具有了浓郁的“修道院气味”，以致这部小说成了趣味博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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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一下《修道院纪事》与《文城》的故事吧。

　　先说《修道院纪事》，因为它问世的早。

　　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结婚很久仍然没有子嗣，于是他向大主教许下誓愿，如果上帝让他有了子女，他就聚资修建马夫拉修道院。后来，他果然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他开始兑现修建马夫拉修道院的承诺，从此社会底层的人们开始了悲惨的生活。

　　在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洛伦索神父，他一直热衷于设计制造飞行器。洛伦索神父有一个助手，绰号叫“七个太阳”的巴尔塔萨，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左手。“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在回乡的路上目睹了全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心在绝望中挣扎，后来他遇到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布里蒙达，她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两颗心碰撞出了爱情火花，洛伦索神父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并邀请巴尔塔萨夫妇帮助他制造飞行器，在宗教裁判所抓捕人员到达之前，他们飞上了天空。在遥远的苍穹，他们目睹了大地上人类种种罪恶和灾难。后来洛伦索神父不知所终，巴尔塔萨则继续照看和修理飞行器。一次他拉动飞行器的布帆飞上了天空，在布里蒙达的视界里消失了，布里蒙达开始四处寻找巴尔塔萨。九年以后，布里蒙达来到一座教堂，她看见宗教裁判所正在处死几个“罪犯”，其中就有她的丈夫巴尔塔萨。“被处死的一共十一个人。火已经烧得很久了，他们的面孔难以分辨，在最远处正在烧着的那个男人，他没有左手。也许因为胡子是黑的，这是烟垢带来的神奇的化妆效果，所以人显得年轻得多。他的身体中有一团密云，这时布里蒙达说了一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意志脱离了身体，但没有升上星空，因为他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故事结束了，明明是阴阳两隔，可是萨拉马戈却说是团聚，是一个男人的灵魂与一个女人身体的团聚，也正因为这样的叙述让小说产生了悲剧力量，也让文本产生可以持续阅读的魅力。

　　《文城》的故事是说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叫林祥福的地主，他名叫小美的妻子在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以后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为了寻找妻子，他来到了一个江南叫作溪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饱经人间的“温暖与残酷”可最终也没有为女儿找到母亲，没有为自己找到妻子，没有找到他最为看重的爱情。其实，他与小美就生活在一个镇子上，可是咫尺天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终不得相见。在小美死去以后，在他也死去以后，他的尸体被他四个忠实的佃户拉着返回北方故乡，在路上与小美的坟墓相遇在一起，他们是那么的近，但是余华没有让他们的灵魂见面。

　　归结起来，萨拉马戈与余华讲述的故事都是“爱与寻找”的故事，无过于萨拉马戈在《修道院纪事》中讲的是妻子布里蒙达寻找丈夫“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故事，而余华在《文城》中讲述的是丈夫林祥福寻找妻子小美的故事。这两个小说皆可以归类于“道路小说”的范畴，《修道院纪事》中的女主人公布里蒙达是在葡萄牙的国境内漫游，而《文城》中的男主人公林祥福则是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北走到南，他心中只有一个由谎言编织而成的“文城”，故而他的行走也是漫无目的。如此比较，从故事上来说，余华的小说《文城》大有反弹《修道院纪事》琵琶的嫌疑。要知道《修道院纪事》出版于1982年，那时候，余华还在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做牙科医生，他一边给人拔牙看着人口腔内的风景，一边构思自己的小说，时隔1年，他的小说处女作《第一宿舍》才在1983年第1期的《西湖》杂志上得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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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人物。

　　众所周知，小说讲究内在的驱动力，没有驱动力小说就很难跑得起来，就很难吸引读者的眼睛，而小说最大的驱动力常常来自于小说中的人物，人物越大权势越强，小说形成的驱动力也就越强大，这是小说写作当中的一个规律。《修道院纪事》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就是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是他的意志力带动了小说高速运转，而在《文城》中，如果把溪镇也当成一个小小“王国”的话，余华也设置了一个“国王”，那个“国王”就是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如果没有顾益民，仅凭林祥福之力是很难带动小说高速运转的，说不定在他走到溪镇之后就没有力气了，是顾益民这个“一方之主”与他形成了接力关系，形成了合力关系，才让小说产生了持续奔跑的动力。不过好的小说也不能一直高速奔跑，否则人的眼睛会被累坏的，它也要有缓缓而行的时候，于是萨马拉戈在《修道院纪事》里设置了痴迷于构造飞行器的洛伦索神父，他是国王与外部世界的中间人，也是布里蒙达与“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婚姻介绍人与婚礼主持人，正因为有了他的出现，萨拉马戈才在小说中展现了他写作散文的才华，让小说节奏慢了下来，让小说具有了画面感。而在《文城》中，余华也设置了一个叫陈永良的人，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的关系，陈永良与林祥福成了木器社的合伙人，成了一个小说世界的中间人。如果说是模仿的话，这可能是余华没有模仿到位的地方，是小说的败笔之处。因为陈永良在精神上并不高于林祥福，所以余华在小说的节奉上没有慢下来，在文辞上也没有美起来。如果余华设置的这个小说中间人物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物，能够影响商会会长顾益民的思想，同时又在生活上可以帮助林祥福，那么小说文本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

　　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中间人物还是主要人物，《文城》中的人物都有类似于《修道院纪事》的地方，但正因为只是类似的原因，《文城》并没有像《修道院纪事》那样在文本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力与美，这对于余华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修道院纪事》问世的时候，作者萨拉马戈是60岁，而《文城》问世，作家余华也恰恰是60岁，《修道院纪事》为60岁的萨拉马戈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文城》能为余华赢得国际性的声誉吗?我看很难。如此以来《文城》在出版以后余华还得靠《活着》赢得话语权，还得靠《许三观卖血记》行走文坛，也就是说，余华还得靠吃老本“活着”。如果是这样的话，余华在写作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这样的问题真的可以提一大堆，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承载范围，可以先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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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城》之所以吸引我读了第二遍是因为小说细节。余华利用写作三十年所形成的功力在《文城》中做出了许多小说细节，其中有小说人物行为细节、小说人物声音细节以及大量诸如风、雪等自然现象细节。如此以来《文城》无疑就成了小说技术的展示柜，实事求是地讲大大地方便了小说写作者拿来当作教材使用。从这一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贡献。

　　《修道院纪事》的故事也很简单，它之所以好看，也好看在细节上，不过，那皆是文本自然生发出来的细节，美在自然，美的自然。《文城》与之相比，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图书馆期刊》评价《修道院纪事》：“阅读《修道院纪事》就能明白，世界对思考者而言是喜剧，对感受者而言是悲剧。”这句话被出版商拿来做了腰封上的广告。《文城》也做了一个腰封，也有一句话：“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这是一个荒蛮的时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这句话有玄幻的味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弄不大明白。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开始的已经开始，结束的也都会结束。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不过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罢了。通过《文城》与《修道院纪事》的简单对读，可以看见差距，余华还不是文学大师，他还走在修行的路上，后面追赶的人没有必要感到恐惧。

　　中国不是小说的故乡，更不是小说的高地，从余华的《文城》可以看出中国作家仍然在模仿国外文学大师。新长篇《文城》是独具匠心之作还是对《修道院纪事》的精心模仿?聪明的读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了，这句话的创意来自于“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对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不是抄袭，更没有冒犯的意思，它只是文字模仿罢了。

　　在一篇公诸于众的表扬稿子之后，对于余华的《文城》，我又写下一篇与《修道院纪事》对读的文字。这样一篇文字，它不是匕首，也不是投枪，它只是一颗“顺气丸”，我要用它来顺顺气，因为任由心中的别扭之气下行有犯“肠梗阻”的风险，要真是那样的话，就太不值过了。

文字：郭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