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岳南:一个民族只要文化在就会复兴

来源: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 2022年08月01日

    【三】 因创作考古文学结缘李庄 继而开始关注那一批知识分子

    很多人认识岳南,是从他的考古报告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开始的,而真正让岳南火起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作品,则是他耗费八年心血创作的《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全景描述了20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然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这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一向擅长考古写作的岳南,为何开始关注这批知识分子的命运了?

    2003年春天“非典”暴发前夜,岳南到四川考古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现、发掘的事。结束后,一人来到露天广场喝茶,心中似乎有一种牵挂,有一种情愫挥之不去,通俗地说就是觉得有一件大事因缘未了。

    深思良久,岳南突然感到上帝在叩击他的额头,一个到宜宾市李庄镇看看的念头,闪电般爆出。于是,第二天他便搭车去了李庄。

    他之所以忽发灵感决定到这个地方,实因有段前缘,这便是以前写过十几部考古题材如《风雪定陵》等纪实类著作,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考古学家,都会不时提到李庄这个神秘的地方,即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几家学术机构流亡的地方,学者们在这个川南一隅创造了学术史上一段精彩传奇,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一页。这一切,促使他奔向心中的圣地和在那块圣地上流传的故事。

    辗转来到宜宾江北的南溪县,又从南溪乘船过江来到李庄,到了那里才得知,李庄不是他想象中的村庄,而是川南一个古老重镇,有宏大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庄园式建筑物保存至今,也正是这些建筑,才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包括学校师生一万多人来避难,致使这个已沉寂多年的古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

    “在这里,我看到了当年流亡于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看到了中央研究院一批大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吴定良、陶孟和、向达、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等在李庄效外板栗坳办公的‘田边上’等建筑;当然还有人数最多的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宇楼舍。”岳南说,在瞻仰遗存的过程中,听当地乡亲讲述大师的往事,而这些人与事像槌子一样敲击着他的心房,在大震撼、大感动的同时,决定写一部书作为永久的纪念,这便是读者看到的《南渡北归》先声之作——《李庄往事》问世的经过,也是这一“宏大叙事”写作的缘起。

    【四】 是什么震撼了我的心灵?是大师展现出的不屈精神风骨

    当岳南进入李庄并察看了流亡知识分子居住的地方后,心中就起了波澜。

    原因很多,比如此地偏僻,生活艰苦,得病无处医治,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如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妻子、翻译家沈性仁,考古学大师李济的爱女等,就因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而林徽因、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因肺病差点命赴黄泉,真可谓贫病交加。

    当时梁家穷得已吃不上饭了,梁思成把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钢笔都卖掉了,为的是换一点粮食和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们的孩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脓疮,久治不愈,受了很多苦。

    这一切,只是让岳南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讶与震撼,因为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一个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还要惨烈的例子很多很多。

    那么,真正让他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什么呢?这便是大师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相反的是血脉贲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

    “比如患有严重脊椎病、身穿铁背心用以支撑身体的梁思成,经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撑下额坚持写作、绘图,而他的爱妻林徽因与他的二弟、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躺在病床上分别编辑《中国营造学社学刊》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报告。梁思成于战后出版的轰动世界学术界的著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就是在李庄的六年中完成的。”

    当然,这样伟大的学者不只梁家兄弟。与梁著匹敌的,还有董作宾所著的《殷历谱》,被陈寅恪先生高度称赞并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流亡李庄的同仁,还撰写了数部著作与大批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

    这一种努力奋发的精神,连当时前往李庄考察的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处官员、汉学家费正清都产生心灵震撼并怅然叹息曰:如果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面临这样一种环境与生活,早就跑掉了,也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抗战中忍辱负重,越挫越勇,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学术成果,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正是因为这些,岳南对流亡于此地的学者大师们感佩的同时,也在心灵中产生震撼并于震撼中决定去搜寻他们的足迹和在各处流传的故事,以便写出更好一点的作品。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南渡北归》。

    【五】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

    一个民族

    只要文化在就会复兴

    2011年,岳南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开始筹备新书《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本来就对梅贻琦充满敬佩的岳南,得以在新竹清华大学里搜集更多关于梅贻琦的史料,甚至连一些小文章,他都不放过。

    “那段日子里,除了讲课,我把精力都花在这本书上。 ”岳南说,一开始,对方要求写五十万字,最后写了一百万字。

    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至今依然畅销的《南渡北归》,都是岳南耗费多年心血的力作。

    写《南渡北归》时,岳南多次奔赴湖南、云南、陕西等地采访,遇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岳南就徒步前进。深入的采访和扎实的文学功底,让《南渡北归》被不少喜欢纪实文学的人奉为圭臬。

    奔赴多地采访,多年才能创作一本书,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

    岳南说,他一直被这些大师的风骨和情怀所感动,甚至“爱”上这些大师。相对于这些大师在战争年代的困难,他的困难不值一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就走上了“南渡”之路。师生先到达长沙,三校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师生继续南下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西南联大持续了8年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延续了中华文化的火种。

    在岳南看来,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

    那个时代,中国的教育形成了一座喜马拉雅山,并形成了一座珠穆朗玛峰,这个珠穆朗玛峰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也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也就是那个时代产生了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奖获得者,产生了后来“两弹一星”的诸多功勋人物。

    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产生,和梅贻琦先生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这也是岳南对梅贻琦敬仰有加并要单独成书的初衷。

    “依现代人的眼光看,民国已成为过去时,但像梅贻琦、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并未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走远,仍然感到伸手可及。”岳南说,这批大师的人格风范与人生境界,无形中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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