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乡和解的岁月 也是我学会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

来源: 2015年08月14日

绿妖说,她对故乡的情感很复杂,最初是对抗、憎恨,后来慢慢和解,如今是感激和依恋。当自己有几年写不出东西时,反而是故乡给了她写作的土壤。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少女哪吒》的故事就发生在她的故乡。她说,这本书就是一个出走的哪吒对故乡的回望。

□东方今报首席记者吴净净/文李杨/图

和解

给她滋养和力量的

竟然是故乡

有三四年时间,绿妖完全写不出东西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直到写出了以家乡为背景地的小说《硬蛹》和《少女哪吒》。她突然明白,那些少年时经历的东西会埋进心底,成为重新生活的力量,“在当时那种写不出来的空虚中,我发现给我下笔滋养和力量的,竟然是故乡”。

在反思与故乡关系的同时,她也在反思与父母的关系。这几年,她与父母的关系缓和很多。她说,那是因为她调整了沟通方式。比如她刚到北京那几年,母亲常会说让她过年回家“穿好一点”。比如穿个高跟鞋,一件红裙子,不要每次过年都穿个黑大衣回去。“我不太喜欢鲜艳的颜色,以前即便理解也很难为他们改变自己,但这几年,我会觉得,如果能让父母高兴的话,穿件红裙子为什么不行?这些都是小事,不会影响你内心对事情的判断”。

后来,她在支教中体会到,都说不要用期待绑架孩子,那反过来想也不能期待每对父母都是完美的。“父亲只是读书不多的普通工人啊,这样想来,那些年中挨过的揍就释然了。”然后,她就记起来,小时候每到夏天,父亲都会拎一桶水上楼在她的屋里泼水降温,冬天也会提前一小时为她打开电褥子。“这些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但以前我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他不让我看书”。

父亲没有用她想的方式爱她,但也是爱她的。想明白这些,与故乡和家人自然而然就达成了和解。

定力

安坐屋内

有自己的节奏就好

很多人问绿妖,这次《少女哪吒》改编成电影后,她会不会对自己的写作事业做个规划,或者转型做编剧。

她都直言暂时不考虑。“我不相信规划,如果我计划着把小说拍电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更相信命运,安心写好自己的东西就好。”就像这次,《少女哪吒》导演李霄峰就是通过美国的朋友看到这个小说,“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每当别人说,某个作家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而大火,她就转身看看身边的朋友,“还好我身边没有很膨胀的朋友,看到他们,就觉得世界安好。世界在你的窗外万马奔腾地飞速快跑,你坐在屋内,有自己的节奏就挺好。好的世界应该有很多种选择。”

朋友韩松落形容绿妖“更坚忍的写作方法,更坚忍的生活,更坚忍的心灵磨砺,用力,再用力,仿佛稍稍不够用力,那只抓在生活表面和心灵深处的爪子就有滑落之虞”。绿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每天醉生梦死突然来了灵感就能写出佳作的人,达不到酒肉穿肠过,酒和肉就可能会真的留在身体里,所以她需要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来磨炼自己的写作技艺。

现在,她会与好友相约,每天到图书馆写作,规律得如同上班族,“不搞戏剧性的浪漫,把钱挥霍一空,第二天跟朋友借钱。我们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尽量不要给朋友们添麻烦。其实我们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望乡

故乡都是

回忆的保险箱

刚去北京时,绿妖对于“县城青年”的身份还是会有自卑,她开玩笑说“自卑感是我与生俱来的品质和才华”。她在自己的书里写过,自己很容易会成为女生中最笨蛋最可笑最没有朋友的那一个,好像额头上写了一行大字“请来欺负我”。她后来明白,人群是有恶意的,这些恶意总要流向一个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我就是人群中的洼地”。

县城青年,对于初到北京的她来说,是精神上的禁锢,是不舒展,是灰色调、负面的东西。但后来她发现,老天给的东西,都成了礼物。县城这些元素反而成为她写作中最不一样的色彩,朋友说这“让她神采奕奕,免于苍白,免于肤浅,让她的小说散文,即便放在文字堆里接受盲评,也不会被错认”。

她说:“我们都是曾经反出故乡的哪吒,逃离故乡后反而是不断地回望、凝视。这期间的迷茫,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也是写作的土壤。你知道可能回不去了,但又离不开。”不管是出走还是回归,故乡都是回忆的保险箱,安全地寄放在某个地方,这就是浪迹天涯的底气。

“其实人一出生就从原先来的地方被流放到异乡,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大的异乡,精神的故乡在哪儿,需要一生去寻找。古人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到哪儿,安放下,平静了,就是哪儿。”

但绿妖现在还在寻找,她笑,安静不了几天又要开始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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