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纱厂的工人斗争编年史

来源: 2016年07月14日

1921年,由袁世凯的师爷王锡彤筹建的卫辉华新纱厂终于开业。该厂招收2000余童工,极尽剥削之能事,从而为之后的工人反抗埋下了种子。在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以及日军的残酷掠夺中,纱厂工人历经波折,不断斗争,并最终在中共领导下,将纱厂收归人民所有。□东方今报首席记者李长需/文图

袁世凯师爷建纱厂报桑梓

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时,卫辉华新纱厂董事王锡彤刚视察完卫辉华新纱厂工程,坐火车回到天津的家中。

王锡彤是地道的卫辉(当时称汲县)人,1909年之前主要在河南从事教育事业;1909年以后,王应袁世凯之邀,充当袁的师爷;他还在京、津、唐、豫等地办有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中,周学熙任总理,王锡彤任协理。

华新纱厂由周学熙、王锡彤1918年首创于天津,继而在青岛、唐山、卫辉设立分厂。卫辉华新纱厂成立于1921年,但其动议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王锡彤日记,在1919年8月24日,有“兴华资本团开董事会,决议唐山、卫辉两纱厂之创办,当场集股”内容。唐、卫纱厂均额定80万元,纱锭1.2万枚。当时,周学熙主张,“今日非过股本半数不能举办”。但“唐山距津较近,且不啻由启新产出,集资当然较易”,而“卫辉距津千里之外,有许多人尚不知其地在何所者,集股之难可想而知”。虽然手无一钱,但王锡彤“再三审酌,卫辉乡里,纱厂虽不获利,亦于桑梓有益,况纱厂正在勃兴之时,卫辉收花较易,售纱亦不难,傥非倡认巨股,恐成立无期,此机将失,遂慨然自认十万元”。

工人被压迫怒火暗滋长

根据董事会决议,徐友梅被推为卫辉华新纱厂专务董事。徐友梅是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哥哥当了大总统后,他为了避嫌,就到天津经商,成了卫辉华新纱厂两大股东之一。但徐友梅在商界没有多少阅历,还得仰仗王锡彤。

1921年,王锡彤隔三差五到卫辉纱厂事务所办事,还协调周学熙将所办万锭美国机移到卫辉。但他或许不会料到,他这一“于桑梓有益”的行为,后来会有那样的罢工风暴。

事件得从1921年3月说起。当时,卫辉华新纱厂开工后即开始在本地大量招收童工。他们将两千多名童工分为工人、艺徒和徒工三个等级,分配到各个车间,由大工头、二工头和小工头层层控制。徒工一般十二三岁,每天六个小铜板,厂方不管饭,一年后另行调配;艺徒一般十六至十八岁,厂方管饭,每月工资二角;而工人的工资,起码每天三角。工人的工资与徒工们相差悬殊。

艺徒们都是青年,干劲大,厂方就培养他们去学习技术。第一班艺徒学习期限半年,昼夜班各工作12小时,半个月倒班一次,没有星期天,吃饭也限量。回汲县后,他们被要求每人每月按三元包饭。开饭时,凡是在班上的工人,每人只发两个馒头一块咸菜,根本吃不饱,还经常被厂警打。

从1922年3月到1923年4月,艺徒们每月两角的工资被完全扣掉,作为偿还学习时的耗费。不仅如此,艺徒们志愿书上写着三年期满,但期满后仍然不让出师,理由是“写是一回事,办又是一回事”。

艺徒们被压抑的怒火暗暗滋长。

共产党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1923年5月,为要求发工资,艺徒罢工12小时。厂方恼怒万分,以砍头相威胁,但在生产上不得不依靠这些初步掌握技术的徒工,两天后宣布每人每月工资五角。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国民第二军于1925年1月来到河南,因当时尚在国共合作期间,便有中共党员罗士伟、高凤、陈九鼎等先后到汲县华新纱厂,并发展了宋光明、王殿臣、石中金等6人为中共党员。

1925年夏,由高凤等筹备的纱厂工会正式成立,1700多名工人报名参加,这为之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物价高涨,工资低微,虽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大部分工人依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1925年11月2日下午6时,在中共党组织和工会领导下,纱厂工人开始罢工,但遭到资方收买的工人廖伯英等人的阻挠及开枪恐吓。工人们不为所惧,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工贼”“打倒资本家”等口号,与厂警肉搏,打伤了七名厂警,并缴获了七支长枪。政府逮捕了工会副会长王士相等四人,但在工人再次罢工威胁下,只得将四人释放。

这时,恰有郑州工会方面派遣百余名纠察队员到汲县协助工会工作。经中共党组织与之协商,于1925年11月17日由工会副会长王士相代表全体工人,向经理吴伯生提出调整工资、工作时间等4项条件,厂方不敢当场拒绝,就一再借口拖延,并暗地里电请汲县驻军派兵镇压。

工会研究后发现,阻碍工运的,除了资本家、反动政府和军阀之外,还有通风报信的工贼。因此,1925年11月19日下午,工会组织百余人,将工贼左俊臣等三人绑至工会准备游街,但被驻军抢走。驻军又派便衣将王士相打成重伤,厂方也拒绝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925年11月20日清晨,工人宣布正式罢工;三天后,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1926年,白色恐怖来临,中共党组织决定暂停工会活动,而资本家指使工贼左俊臣大肆迫害工人;1927年夏,冯玉祥军队驻扎汲县,中共汲县县委书记张海峰恢复了纱厂工会,并组织工人斗垮左俊臣,提出了提高工资等十条要求,厂方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白枪会破坏工会酿血案

大罢工之后,纱厂副经理肖心斋及工务负责人马静轩开始离间工会。他们先收买了工会副会长韩金元,但被工会执委会获悉,韩金元遭到罢免。

韩金元怀恨在心,在资本家唆使下,勾结工头散布工会中汲县派把权、歧视外乡人等流言,煽动安阳工人对工会不满。资本家见时机已到,便唆使韩金元鼓动改组工会,但因其人数较少不易发动,便出资两千元邀请安阳白枪会来助阵。

安阳白枪会是安阳一带的地主武装,曾在奉军败退时截获了不少武器,因此非常蛮横。1927年8月中旬,白枪会百余人由安阳乘火车到达汲县后,二话不说,就将工会纠察队队员张玉田绑走,并包围了工会。韩金元质问工会执委会为啥将其罢免,并要求工会重新选举。在武力威胁下,工会被迫答应第二天召开工会大会。在韩金元和白枪会威胁下,工会原任委员吴庆生等7人均落选,韩金元等人顺利当选。

资本家一方面利用白枪会破坏工会,另一方面又感觉大部分工人对白枪会极为愤恨,便急电安阳十九师(与白枪会有矛盾)来汲县捕杀白枪会,以借刀杀人讨好工人。次日上午,吉鸿昌手下一个团长率兵一营,来到汲县包围了纱厂,一问是安阳人就捆,先杀9人,又捆了300多人押往火车站,在汲县火车站杀了韩金元等七八十人。

血案发生后,资本家大肆宣扬军队与白枪会的矛盾,企图撇清与己无关,被中共领导的工会揭穿,资本家被迫发给死者家属每家50元抚恤金。

叛徒告密中共地下党损失重

1928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华新纱厂工运进入低潮。

这年4月17日,汲县县长张启堂通知纱厂工会,召集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要求纱厂工会委员一律参会。当时工会领导张海峰怀疑政府要扣人,就派了11名执委中的6人参加,结果会后6人被软禁;工会随后组织1000多工人游行抗议,要求释放6人,应军队要求前去交涉的11名代表进城后也被软禁。

在国民党县党部挟持下,纱厂另设了工会。该工会被称为黄色工会,他们利用抬榜方式,先后解雇了八百多名敢于斗争的工人;还降低工人工资,并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工人们不为所惧,依旧进行罢工,获得了应得的解雇费等待遇。

1928年6月,中共汲县地下党委书记张海峰调省工作,其职位由纱厂工人宋光明暂代;9月,又派殷其雷负责领导;不久,因叛徒邵炳章告密,殷其雷被捕。9月24日,纱厂细纱工人、地下党交通员吴耀卿,奉命赴开封参加职工联席会议,徒步走到黄河口时,被冯玉祥部捕获。在威胁与利诱下,吴耀卿叛变,供出了中共河南省委、豫北党委和汲县党团委名单,致使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

被捕的徐明哲等17人,在狱中重新建立了组织,同法官、监狱当局进行斗争。法官用尽了严刑拷打手段,也没得到半点口供;尤其是1929年夏秋之际,为反对监狱的压榨贪污等行为,他们先后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

华新纱厂收归人民所有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到来,卫辉华新纱厂的工运进入新阶段。

1937年12月,日军侵入河南,汲县形势危急。这时,有一个战地服务团,在马步周率领下,和防空委员孙伯英一起来到汲县。他们发动群众,重新成立了纱厂工会。

当时日本飞机不断来汲县骚扰,纱厂工人由于经常跑警报,收入受到影响。马步周、孙伯英等便要求纱厂按防空时间的长短发放防空受警费,还不断为工人谋其他福利,都得到了厂方应允。

1938年2月,日军迫近汲县县城,工会向厂方交涉要求发放遣散费,厂方最终答应每人发放10元。

汲县沦陷后,华新纱厂仍由资方担任经理,但实权操纵在日本顾问手中。不久,中共深入沦陷区,在纱厂发展了五六名党员,并发动工人请愿,要求厂方提高工资待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华新纱厂被国民党部队占有,后被资方收回管理权。

1947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董事会代表、王锡彤之孙王懋洵将机器拆卸装箱,准备分批运往无锡。工人看到后认为把机器运走,将来无法生产,又值年终,便推举张义德等7人面见王懋洵,要求年终双薪,并停止机器南运。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全体工人顿时停车罢工。王又搬来汲县驻军镇压,并开除了张义德等7名工人。

后来,王懋洵离厂南去,董事会委托王厚庵以专员名义在厂内负责。

1948年汲县即将解放时,纱厂工人进行了艰难的护厂斗争。解放后不久该厂即恢复了生产。被人民政府仍然委为资方代理人的王厚庵,接到密信欲到新乡携带存纱南逃,被发现后投水自尽。这样,由王锡彤一手创办的卫辉华新纱厂,最终收归人民所有。


打开东方今报微信报阅读每天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