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说，他从费孝通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说起费孝通，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他的著作《江村经济》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而出生、成长于河南的张冠生，曾就职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后调往民盟中央工作，为费孝通先生做过十多年助手。

▶12月20日晚，62岁的张冠生携新书《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做客郑州松社书店的“松社我来讲”，深情追忆费孝通先生，为读者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梁新慧/文袁晓强/图

费孝通先生独创的“讲义旁白”

张冠生待人谦和，寡言少语，也许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他的“江湖地位”：他曾追随费孝通先生十多年之久，深受费老田野调查的熏染。

讲座一开始，张冠生就透露了一个小细节，费孝通先生为百姓、老师、学生等普通人讲课时，往往在课前为大家提供讲义，而到了讲课的时候，就对着字里行间的东西做解释、做拓展。费孝通先生曾笑称，自己的这种讲课方式叫“讲义的旁白”。深受费孝通先生影响，张冠生与大家的交流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述中，张冠生并未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新书《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而是把费孝通先生（1910年~2005年）95年的生命历程向大家做了详尽又富有生命力的介绍。

费先生在弃医从文前就写出了高水准著作，即一系列文艺评论文章，而费先生对人类学的研究分为三个生命阶段：1934年~1957年为学术阶段，1957年~1980年为空白时期，1980年~2003年再次回到学术研究生涯。

十年出一书希望晚年“再增加几分”

张冠生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从1935年瑶山调查开始，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初访美国》、《民主·宪法·人权》、《重访英伦》、《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等，成果可谓丰硕。

“后来，先是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是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革’结束，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被迫中断。”张冠生说，费孝通先生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光，无奈空白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改正”，恢复学术工作条件。他对自己的成果打分不高，希望晚年能“再增加几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做了大量调查，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据悉，该书近五十万字，是费先生恢复田野调查后一系列行程报告的结集。其中首篇文章写于1983年，末篇文章写于1993年，可谓十年一书。

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他追踪着看，他不辍地写，他不停地讲，只为我们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农耕到工商、从落后到先进的变革过程中少交学费、少花代价、少走弯路。”张冠生说，如今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里变化如何？“天翻地覆”、“举世公认”这类词汇未免太虚。

“这番巨变，事实上发生了，是我们干出来的。遗憾的是，我们虽把事情干了出来，怎么干出来的却说不清楚。我们还没有在充分、透彻的意义上把改革开放迄今的中国之变及内在机理明明白白告诉世界，连真实描述完整过程恐怕也还没有做到。”张冠生说，从这个角度上讲，费孝通先生的《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历史文献。

张冠生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他得出了“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可以为世界发展提供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的结论。现在，我们更习惯称为“城镇化进程”。

寄语年轻人“生命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费孝通先生曾自称是“书生人情一张纸”，但他对瑶山、江村、珠江、民权、郑州、开封等地的调查报告，以及在文化动荡年代的检查认罪材料，晚年进行的学术反思，呼吁世界关注文化自觉等，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也创造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无人能及的历史成就。

在讲座的最后，张冠生做出了这样的生命喟叹：

吸引过费先生的中国农民生活场景，还能吸引我们吗？

震撼过费先生的中国文化变迁现场，还能震撼我们吗？

压在费先生心头的“四万万”石头，如今将近十四万万，我们心头还有那种沉重感吗？

这一句句叩问，激荡着现场听众的内心。费孝通先生曾戏说自己“生命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张冠生则说，期待年轻朋友的心中有一块这样的心田。